会议综述 | 2018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8秋

编者按

2018年10月25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的“2018天府金融指数发布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8秋”在成都隆重举行。会上发布了《2018天府金融指数》并举办了“普惠金融发展与实践论坛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8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随后，会议围绕“农村金融”“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2个议题设置圆桌研讨。以下分4个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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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金融、机遇和挑战——“天府金融指数”发布及解读

天府金融指数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货币研究所团队编制，内容包含我国主要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综合竞争力的指数，从理论、政策、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考虑，兼顾传统与新型金融业态，旨在通过指数反映各中心城市金融发展整体情况和各自特点，增进各个城市金融发展的互相了解，实现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货币金融系副主任何青对《2018天府金融指数》进行了发布和解读。何青分析了当前金融业面临的新形势，他指出，2018年，刚好是金融业迎来变局之年，贸易摩擦、金融监管趋严，全国各地的金融业带来严重的挑战。传统的金融和创新受到了影响，如何发展新兴金融，寻找新的突破点，成为各个地方金融中心发展的重点。

随后，他讲解了《2018天府金融指数》的编制基础和方法。天府金融指出坚持以理论为基础、与政策相关、以实践为标准的编制原则，以现有的金融中心理论为指导，兼顾未来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全面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动态追踪和评价金融体系发展，借鉴世界上国际金融中心指数的构建标准，结合中国国情和特点，兼顾传统金融的发展模式和新兴的金融业态，系统、全面、准确的反映了金融中心的现实情况。

何青代表课题组解读了天赋金融指数的主要内容。根据2018天府金融指数得分，成都位列第六位，前五名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北京、上海、深圳在全国金融中心排名中仍然具有明显优势，广州、杭州位列第四第五，成都与杭州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指数反映了各中心城市金融发展整体情况和特点，对促进各中心城市互相了解、实现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成都实现全面建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辐射全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规划。

天府金融指数通过科技金融指数、绿色金融指数、文化金融指数、农村金融指数4个子指数对新兴金融业态进行分析。第一，与传统金融指数相比，科技金融的变化相对比较剧烈。北京在科技金融的各个方面都位居第一，但是各个金融中心之间的分数的指数差异并不大，彼此存在赶超的可能。第二，绿色金融方面，与去年相比，武汉、太远变化最大，其他城市相对而言没有太大的变化，北京仍然排名第一，上海、深圳、重庆、成都次之。第三，文化金融方面，北京处于绝对的优势，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次之，成都位居第六。第四，农村金融方面，变化最大的是青岛。成都连续两年高居全国第一，远远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名是郑州。

此外，天府金融指数还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区域金融百花齐放，经济发展持续活跃。科技金融指数出现了东、中、西、东北梯度递减分布的现象，区域间的绿色金融的发展较为均衡。

最后，何青提出了成都金融发展的建议，认为四川的总体目标应当是全面建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辐射全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在金融机构方面，一方面保持传统优势，做强资管行业，提高境内机构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发展新兴金融，科技金融领域，要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文化金融领域，发展文化+科技+金融，促进社会资本和文化产业的融合；绿色金融领域，依托正在建设的绿色金融中心，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IMI联席所长贲圣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贲圣林指出，《2018天府金融指数报告》涵盖了全国35个城市和地区，指标统揽了传统金融中心理论、四大传统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与人才，以及四大新型金融发展业态模式，同时将金融发展新趋势，以及科技金融、农村金融以及文化金融、绿色金融等维度纳入考量范围，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对金融发展对区域GDP的正面影响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他建议，在金融机构方面，可以将金融机构上市数以及市值等维度数据纳入考量；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增加关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考量；在从业环境方面和创新创业环境方面，可以增加对商业环境的具体测量维度；在人力资源方面，应该包含对金融以及金融科技未来发展有着更大推动力量的、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在内的其他学科；在绿色金融方面，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关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各省市普惠金融指数排名方面的内容；在农村金融排名方面，应当研究我国不断提高的城镇化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贲圣林认为，金融业发展至今，智能化、普惠化、大众化、场景化和全球化（born-global）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引领金融科技化、智能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应用场景的持续创新深化的“需求拉动力”。以第三方支付、网贷和互联网保险为代表的等新兴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以应用场景为依托的需求拉动。在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抑制的现象相对比较明显，这种需求拉动型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是主导。二是底层技术对于金融发展的科技驱动力。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底层技术所代表的科技力量将成为金融科技及其应用层面最核心的竞争力，这方面的代表是美国的金融科技。三是规则与制度建立与保障。规则和制度的建立是未来金融科技乃至金融行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保障，这方面以英国的监管沙盒最为典型。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很大一个短板，需要我们快速行动，不断地去改进和完善。

杨涛在点评中对天府金融指数报告在理论、政策、实践方面的价值予以肯定。天府金融指数充分体现出指数评价的客观性，并且其中对于成都的评价具有较大的指示性意义。他指出，应当通过报告关注目前地方金融发展中出现以下典型现象：第一，逐渐从重视金融的数量、规模转向重视金融的结构和功能。我们之所以强调金融服务实体，强调不断优化金融结构，是因为过去过度追求规模、数量类指标的同时，对结构、功能关注不足。未来金融改革过程中，需要对金融发展的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思路。第二，新技术对传统金融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依托于互联网、新技术，不同的区域之间，金融资源的配置可以重新考量，给传统的地方发展金融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整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高度重视有影响的技术。未来地方金融发展，可能面临的都是这种新技术环境下的开放状态，是多元布局与产业链的不断交叉。第三，地方金融如何进行定位。地方金融发展不一定非要实现大而全，可以集中优势资源来做更前沿的领域。此外，未来区域金融发展的评价中，应当考量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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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以《全面总结和反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果断推出第二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国内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主线的战略定位和实现路径都应该做出调整。首先，应该系统地总结和梳理自2015年以来这三年的改革成效，其次应该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分析，从供给侧改革的效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阶段的阶段性目标顺利完成，达到了结构调整初期应有的目标，但是也应当看到改革在过去“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在实施的力度、实施的重点等方面还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不能简单地延续第一阶段的操作模式和实施路径，必须进行战略性重构和对实施路径的重新选择，在总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推出第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一，必须从短期波动问题真正地回归到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必须落脚到基础性和引领性的改革之上；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行政性推动模式转向内生激励导向模式；三，必须高度重视第二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序和重点；四，结构性问题应该在基础性改革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新旧动能的转换，这是长期问题，着力点不能够过度的用行政化来进行新旧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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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普惠金融，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一）发展农村金融

1.农村金融现状与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方昕对当前农村经济金融方面做出三个基本判断，第一，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侧面，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发展中断。第二，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最根本的特征是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农业体系的要素或者说现代农业资本，包括土地、基础设施、货币资本、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农业劳动力。第三，普惠金融包含农村金融，但是农村金融不仅仅局限于普惠金融。一些重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和一些现代的大型农业企业，都是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之外的，但同时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马九杰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乡村振兴投融资的逻辑。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乡村振兴资金来源角度，政府的投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的角色，一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对农村发展振兴给予支持，二是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创造良好的激励政策环境。政府的作用会推动市场逻辑。基础设施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资产登记评估体系建设等，以及产权或资产流转交易制度、平台建设等，可以促使农村资源定价和价值实现。二是信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关系，一方面需要更好的乡村振兴信贷服务，一方面需要更好的理财、保险服务，保证乡村资金流向城市过程中的保值增值。三是技术和制度的关系，乡村振兴金融创新，需要重视对这个合作金融制度优势的利用，而不是仅仅利用信贷技术来解决金融创新问题。四是金融科技与传统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从目前现实来看，农村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非常强，互联网所积累的数据还不足以满足农村金融服务所需，所以目前金融服务供给，采取社会网+互联网的模式，或者是利用金融科技+社会网络的思路，这样更贴合实际更有效。

杨涛从边界、产品、技术、环境、配套5个方面分析了农村金融在县域经济转型中的角色。边界方面，要考虑哪些是现代金融体系当中农村金融包括的内容；哪些是农村金融按照现有的研究范畴真正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产品方面，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资源转移之后能否形成更长远的产品与服务的生态。技术方面，有针对性的在农村金融传统的领域，更广泛的引进新技术，改变金融的服务和产品，有针对性的解决特定的难题。环境方面，目前对于软件环境、硬件环境、信用环境等一些功能的环境要素关注不足。配套方面，农村金融背后所对应的三农，最核心的是农业。未来的农村金融不是去补中低端，而是本身的技术更新。

2.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方昕认为，农村金融应围绕“降低要素成本”和“提升综合回报”这两条主线来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才能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实施过程当中，实现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升级和再造。建议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重构，其原因一是现在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信贷为主，给农业提供资本和股权性融资的比较少。二是很多工商企业资本也想进入农业领域，但对这个行业并不太熟悉，需要一些金融机构来做好专业性的中间桥梁。三是农业农村的保险是比较薄弱的，但从保险技术角度改进的空间还非常大。

马九杰结合四川农村金融的现状，指出有些金融创新需要从“原理”上进行梳理和斟酌。如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试点本来是要通过放开相关法律对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限制来解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贷款难问题，但是现实中用来充当抵押物是通过租赁方式流转的土地经营权，这是试点设想中的抵押物与现实中的抵押物属性偏差导致的。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理事长王挺分享了四川省农信社助力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一是坚定全方位的支持三农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定位，持续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二是加大制度创新方面。构建多层次、立体式、广覆盖的服务体系，及时了解农民的需求，和提供基础金融服务，解决普惠和基础金融服务的问题。三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对接乡村振兴客户需求，在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等的支持下，不断加大金融的产品、服务模式、新型工具的创新推广力度。四是在渠道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加强了全渠道和跨渠道的协同。

（二）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1.正确看待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认为，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一项双赢战略。从经济转型发展来看，小微企业是经济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源泉，是促进就业、带动投资、激励创新、促进消费的“生力军”。从金融自身发展来看，小微企业无论在当前还是将来，均是金融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他指出，经济转型背景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是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促使金融加大服务小微企业力度。二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由弱变强的过程将使两者关系更加紧密融合。三是适应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小微企业需要金融的对接支持。应当客观认识和看待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要客观评价金融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从供给端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资金供给持续增加。从需求端看，小微企业有效信贷需求的满足度还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也要客观看待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局限性。相对于大企业，小微企业存在公司治理不够完善、财务信息不够规范、缺乏合格抵押物、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金融机构在向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面对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融资需求特征，传统银行的信息获取和操作成本较高，相应地导致经营收益较低，从而弱化了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获利动机。小微企业信贷配给不足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认为，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体现在收费环节多，“借旧还新”推高融资成本，担保市场不规范。而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对信用问题不够重视，“逃废债”行为恶化银企关系。第二对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第三银行信贷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第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社会综合环境还不完善。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董事长韩红梅认为，一方面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的弱点和特点，决定了他们融资需求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实现了差别化的管理，大型银行行的利率比较低，但是资金供不应求；民间借贷利率基本上在20%。

2.多措并举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周晓强认为，金融服务小微企业需要创新手段和方法。一是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金融科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全面挖掘小微企业信息，可以建立起多维度、立体化的信用评级和差异化的风险定价体系，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更为准确地把控小微企业真实信用风险。二是降低交易成本。金融科技新技术和新工具的运用，改变传统信贷销售模式，大大降低金融机构信息收集处理、贷后风控等信贷管理成本，缩短交易时间，加快价值创造。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科技不仅能优化风险评估机制和控制模式，更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挖掘小微企业核心价值。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彤指出，中小微企业融资要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优化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第一,要依靠技术。需要对中小微企业构造风险模型，还需要整合与模型相匹配的数据源，这对于一些中小银行还是有技术难度的。第二，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理解和认知，涉及到一些专业能力。 第三,中小微企业融资一定是多元参与的市场，如果只是银行单边提供服务，很难做好。只有保持不同的融资主体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才能满足相当部分的市场需求。

陈卫东认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从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利用新技术、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性担保、监管政策等方面，做到市场主导+政府有所作为。第一，大银行要承担责任，要改变现在的服务模式。第二，中小银行应该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主力军。中小银行不能复制大型银行的发展模式，过多的追求跨区域的发展，而是应该立足于服务特定的区域，对一些行业有更加精心的分析，能够为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第三，政府要整顿市场，完善担保。政府应该做适当的投入，成立政府性担保公司，能够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在市场建设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信用环节要不断的进行完善，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此外，还需要利用新技术精准服务中小企业。

韩红梅认为，对内来讲就是国内需要通过发展新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另外，从自身来讲，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就是要支持小微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 

成都银行董事长王晖认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应当从四方面着手。一要有保有压，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支持优质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另外一方面要去产能，要让僵尸企业破产。检验这一轮支持中小微企业有没有取得成果，可以看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是真正中小微企业贷款量是否有长足进步；第二个数据是看破产企业数量，僵尸企业退出是否有一定的量。二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实际困难，要多方共同努力形成政策合力。目前，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战略安排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下一步重点是要形成政策合力，产业政策、财税支持和融资投入等多方面联合发力。三是要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打破信息孤岛问题，并进行信息的进一步整合，同时，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担保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增信提供强有力支撑。此外，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需要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共同发力。

撰文

朱凯  ( IMI副研究员 ）

观点整理

金天、王玉彬、庞峥崎、孟源祎、田雯、李振新、姜楠、陈雪如

总统筹

朱霜霜 （IMI执行秘书长)

                 相关内容介绍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纵论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以期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鉴之策。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苏宁、马德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法国原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Edmond Alphandery)，卢森堡中央银行行长伊夫•梅尔施（Yves Mersch），爱尔兰中央银行行长霍诺汉(Patrick Honohan)等先后担任主讲嘉宾。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享有盛誉。

天府金融指数

“天府金融指数（TFFI指数）”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编制完成。该指数的鲜明特征是融合“理论，政策，实践”，金融中心理论是指数构建基本框架的依据，指标设定和赋权方面充分考虑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金融发展的实践经验，同时兼顾未来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体现国家金融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涵盖新兴金融业态相关指标，科学反映不同金融中心的特点。首期TFFI指数将我国35个一线及二线主要城市纳入编制，包含一个总指数和反映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人力资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农村金融等八个部门发展情况的子指数，旨在反映各中心城市金融发展整体情况和各自特点，增进各个城市金融发展的互相了解，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

编辑  何子晴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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